我不知道我的扎特里特斯基夫人注意听了多少，有多少是她听懂了、理解了的；她谦恭地坐在扶手椅上，谦恭而顺从得像一个兵士，像一个知道自己不可以离开哨位的兵士。我们说完这番话花了半小时。扎特里特斯基夫人从扶手椅上站起来，她的透明的眼睛紧盯着我，她用沉闷的声音请求我原谅；但是我知道对她丈夫没有失去信心，她不指责任何人，除了她自己，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反驳我的论据。这些论据对她来说是朦胧模糊、晦涩难懂的。她穿上她的军用雨衣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女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一个兵士，一个可悲又忠实的兵士，一个长途跋涉、疲劳不堪的兵士，一个不理解命令的意义却毫不反抗地执行命令的兵士，一个失败后离开却不带耻辱的兵士。
她走了之后，她的困乏、她的忠诚、她的悲哀仍然留在我的办公室里。我突然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忧愁。那一刻抓住我的忧愁是更纯净的，因为它不是从我自己内部产生的，而是从外部，从远处涌现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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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了，现在你不必担心任何事了，”我对克拉拉说，这是后来在达尔马提亚人的酒馆里，我对她重复了与扎特里特斯基夫人的谈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