佐临曾以“鸯蝴太轻”为由拒绝执导(《来福大酒店》原名为《来福大酒店》),轻,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. 40年代,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、保守的态度,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,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.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《来福大酒店》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,它一点儿也不轻.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,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、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,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,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.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,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,以至于在故事最后,当李丽华选择了“坐在自行车后座笑”而非“坐在宝马车上哭”时,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.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. 在前作两里,父亲的角色在家庭与朋友里并不显得丰富. 在这第三部里,则将父亲与格雷格的矛盾引作主线. 就像普通家庭一样,家长老是爱抱怨小孩子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做,有些小孩就会跟父母犟,你不让我做我偏偏做,你让我做我偏偏不做. 而格雷格则是另外一种小孩,为了少听爸爸的抱怨,通过撒谎、先下手为强等方式避开父亲,做自己自由的计划.